2．3　平平常常总是真

　　史沫特莱说朱德“跳舞和他工作一样，孜孜不倦，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。”那么，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？无论他走到哪里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，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，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，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。

　　1928年4月26日，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，高兴地互相转告着。天还没亮，大家就开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。贴标语，腾房子，准备慰劳品，大街小巷贴着“欢迎朱总司令！”的标语，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，穿着军官制服，威风凛凛，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。人们寻找着，猜测着，原来朱德就在队伍中，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，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，一身灰色军装，腰扎皮带，打着裹腿，戴着平顶帽，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。难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？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，才认出他是朱德。立刻欢声四起：“欢迎朱军长！”

　　1938年，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，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，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。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，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，平易近人，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，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。

　　这就是朱德，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、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，相反，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，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，他也乐于以“伙夫头”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，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，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“伙夫”，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“老伙夫”。可以说，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，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，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“角色认同”。在毛料，洋布和土布之间，他选择土布制服；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，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，他主张“新三年，旧三个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；长征途中，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、编草鞋的故事。解放以后，他仍然克勤克俭，从不铺张浪费。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，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，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，他曾说：“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！”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。

　　1922年10月，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，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。每逢周末和节假日，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，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，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。这种“实地侦察”告一段落后，有关德国的笔记本、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。与此同时，朱德又不得不“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”，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。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，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，事实上，在朱德的身上，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，也是相辅相成的。农民是一种“底色”，也可说是“本色”，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，它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，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，在我们后人看来，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，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，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“伙夫头”，而且还有一种“根性”，一种“苟富贵勿相忘”的寻根意识，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“出生印迹”……

　　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。